目前，我国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工总数达到2亿多人，其中，异地流动的农民工为1.49亿人，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型劳动大军。这些农民工能否在城镇长期有序定居，事关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尽管非常快，但是其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不稳定因素。
2008年我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07亿人，但其中约1.5亿异地流动的农民工，由于存在着户籍、土地、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原因，大多仍难以真正在城市稳定居住，随时有可能回流到农村，如果扣除这部分没有扎根在城镇里的农民工，那么我国的城镇化率有可能比统计数据低十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顺利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农民工定居城镇的条件已初步形成
2008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的城镇人口增长了4.4亿人，建筑连接成片、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4倍。这一时期的快速城镇化，有补历史欠账的因素，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因素，有政府行政力推动的城市结构调整的因素，靠城市规模的扩张，许多农民被动变成了市民。无须讳言，这个过程的城镇化具有很大的粗放成分。
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必须要依靠城镇集约式地发展，靠农民的主动性因素。经过长期的积累，我们可喜地看到，农民工变市民的条件正初步具备。
首先，农民工在城镇经商务工出现了长期化、家庭化和年轻化的趋势，致使定居城镇的意愿增强。目前，不但农民工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而且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实际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长期化趋势增强。根据2007年对北京市城八区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0%的农民工外出年限在16年以上，平均外出年限为8年；农民工在外打工时间每增加1年，愿意返回老家的概率将会减少0.5%，而愿意成为城市居民的概率会增加0.6%(李强，2009)。二是家庭化趋势显现。目前农民工流动已呈现家庭化的趋势。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有家庭人口随迁的农民工比重从1995年的29.5%，增长到2000年的37.5%，再增长到2007年的54.7%，2007年比1995年几乎增加了一倍;3人家庭的比重从1995年的6.2%，增加到2008年的21.2%，增长了15个百分点;有子女跟随打工的比重从1995年的9.7%，增长到2008年的28%，增长了2倍(朱明芬，2009)。三是年轻化趋势明显。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面临的持续压力，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年龄程度越来越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一项教育部2006年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表明，年龄在45岁以下的农民工占到90%以上，其中16-25岁的占42.1%。这几年比重更有所提高。这些年轻的新一代农民工，特别是那些出生在城市里的农民工，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乡土依恋情结逐渐淡化，城市归属感不断增强，物质要求和价值追求提升，融入城市社区的进程加快，定居城镇的意愿明显提高。
其次，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为进城定居奠定了物质基础。
尽管总体上看，农民工的收入与城镇职工有很大差距，但与自身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等有关调查，2004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2006年为966元，其中男性达到1068元;2007年上半年为1109元，其中男性达到1182元。特别是，高技能熟练工的月收入相对较高，2007年达到1500元-3000元，北京和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农民工月均工资也相对较高，2007年分别平均达到1200元和1400元左右。由此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近年逐年有了一定幅度的明显提升。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推行，将加速推进农民工进城定居。
根据民政部的报告，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主要包括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主要内容。到2020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基本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可以预见，随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逐步实施，城乡基础设施、就业、教育等一体化进程的大大加快，将极大地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进城定居的愿望将会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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