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应按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来解释。目前广泛进行的土地置换，实际上就是利用地区的差异来换取更多的利益。房价也同样如此。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房价，是开出半小时高速路程地区的5倍；伦敦的房价是另一大城市伯明翰的3倍；东京中心地区的房价每平方米31.3万美元，中国香港中心地段房价每平方米71.6万元人民币。国际上从未有人说不合理。而中国北京、上海两个国际大都市的房价仅比其他省会城市高1至2倍，却引来国内外一片泡沫的谴责声。其实，按“级差地租”理论，不同级别的城市就应有不同的房价，有不同的进入成本和居住成本。平均主义终将因人多为患而造成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环境的破坏和功能的瘫痪。“级差地租”理论是政府迄今忽视但又在调控大城市房价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的冲动源于中国无法实行遗产赠予税和物业税。在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很少有人买第二套房，原因在于很高的遗产赠予税和物业税使再好再多的豪宅，都因后代没有能力继承得起而大多收归国家。而中国人从来就有买地置房、传之后人的传统，这是买多套房的动力。但由于中国土地所有权属国家，商品房只有土地使用权，故不是真正意义的私有财产。因此，征收遗产税和物业税并不合法、合理。若要强行对第二套房征税，就会或则卖房者将成本转嫁给买房者，进一步推高房价，或则加大公众负担，或则引起家庭结构变动、影响社会的稳定。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应从提高购房者成本和交易成本下手。
现政府规定购第二套房须首付50%，很有必要。若无效，我认为还可规定，购第三套房不得贷款。再无效，还可规定，投机性购房者5年内不得转让。这些方法都比拟议中的征收物业税、保有税更有效，更合理，更得人心。
抑制股市能得心应手的原因在于供大于求。2009年8月4日从3478点一路下挫，原因就在于恢复了IPO，一批净资产低于1元，不符合《公司法》上市标准的劣质大盘新股包装上市，并纷纷破发，打破供求平衡。今年以来，在全球股市均创18个月新高，已收复金融危机前80%失地的情况下，中国股市却至今仍在去年3277点收盘指数下徘徊，仅处在金融危机前6124点的“半山腰”，原因也在于一季度就扩容90只股票，市场缺乏承受能力。股市无赚钱效应，就无法吸引新增资金入市，只能去投资房市。中国股市与房价的“两重天”，说到底是供求关系决定的。
股市中“过剩商品”和“稀缺商品”拉开股价是合理的。由于全流通比例已达70%以上；由于大盘股上市时贪大求洋、争世界第一，而管理能力没跟上；由于今年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实施调结构、抑过剩、转方式；由于今年流动性收紧；由于扩容源源不断；由于大盘股只思圈钱，不思回报，因此，目前中国股市的大盘股日益被市场边缘化，沦为过剩“商品”，只能打折，其低股价、低估值是合理的。相反，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七大新兴产业的高科技股、小盘高成长高送转股、购并重组股、区域振兴股，也应像“级差地租”理论一样，作为市场的“稀缺商品”，理应给予高股价、高估值。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百度”，股价648美元，折合4400元人民币,但美国证监会没有打压，没有停牌查违规，公众也没有斥之为“过度投机”、“严重泡沫”。相比而言，中国股市的中小板、创业板和主板中的中小盘高科技股几十元、上百元的股价并不离谱，就动辄遭到打压。这也是观念误区。管理层和交易所不能对股价高低加以评说，应尊重市场的选择，应从股市的历史和实际出发，从中国投资文化和理念出发，对小盘高成长高送转股的中长线投资价值，给予客观的评价，才能促使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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