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06年10月安徽阜阳市政府发布征地通告，征用高井社区300多亩耕地，每亩补偿不到3万元，非耕地补偿减半。两个月后，在当地媒体刊登的挂牌出让公告里，这块土地的起拍价平均每亩约60万元，土地就这么一征、一拍，每亩清赚57万，利润率超过1900%，世界上极少有哪种商品买卖，能有如此之高的利润率。
任何一种买卖行为首先都包含着商业道德和社会道义，同时也涉及合法还是违法的问题。我国土地属于国有，政府只不过是受全体公民委托对土地进行管理的管理者。
诚然，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一部分有可能用于市政建设、社会保障等，但不少情况下，公众难以监督。地方政府卖地赚来的钱，既可用来建廉租房、经适房，也可能变成“三公”消费。
近年来，“经营城市”虽然喊得不那么响了，但从一些地方政府的实际作为来看，其实是被强化了。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生意买卖都不能不受到“平均利润率”法则的约束。经营者若想获取超额利润，要么依赖垄断，要么借助强买或强卖。在当下的一些地方政府土地买卖中，强卖或许不存在，因为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很乐意买地。于是，剩下的只有一种情况，即垄断下的“强买”——阜阳市政府征地每亩补偿不到3万元，非耕地补偿减半，如此低廉的价格显然不是被征地群众之所愿。
土地的实际价值并不难计算。作为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其失地之后若干年间所有的损失，应该充分考虑；假如把土地视为资源，那么未来市场化开发所获的收益，也是定价的参照。野蛮拆迁之所以一再发生，盖因为土地买卖的利润率实在太高；而一再出现的自焚、自残等拆迁悲剧，大都是由这种可怕的“强买”导演出来的。
地还是要征、要卖的，但应降低一下太离谱的利润率，给失地者一个合理的补偿价格。百姓一般情况下是讲理的，补偿一旦趋于合理，人们也就不会拒签，拆迁也就用不着野蛮了。 （作者：刘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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