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长戴自更讲话
中国经济展望及城镇化发展高峰论坛
新京报第七届标杆地产&家居颁奖盛典
时 间：2013年1月9日
地 点：银泰柏悦酒店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由新京报和腾讯网主办的中国经济展望及城镇化发展高峰论坛，我是来自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杨，非常荣幸能和各位一起渡过一个美好又极具含金量和价值的下午，谢谢各位！
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以我们党的十八大为这样一个界限，应该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层面还是从我们每一位朋友的个人生活层面，都有着很多的感慨和收获。
那么今天我们借这样一个机会，一方面要回顾和总结在过去10年当中，我们取得的成绩，所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展望未来的十年。就像我们刚才在视频主题当中提到的三大主题：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以及文创产业活力，这三个核心领域，在未来十年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期待、能够看到哪些亮点。
所以今天现场是高朋满座、贵宾云集。因为有来自我们政企学研四个方面的精英人士，将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展望。
我们掌声欢迎：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建中央副主席成思危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先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先生；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城先生；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先生；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先生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先生；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常保利先生；
全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聂梅生女士；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会秘书长朱建程先生；
北京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志先生；
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关注我们新京报和腾讯网的同仁们，给我们今天活动进行的最有力的支持，欢迎媒体界的朋友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单位首开集团。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上一位我们今天主办方的重量级嘉宾，来为我们致开幕辞，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新京报社社长总编辑戴自更先生。
戴自更：
尊敬的各位嘉宾，很荣幸今天能与各位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改革方向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既宏大到关系民族、世界，又切切实实地跟我们所有企业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中国过去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很大，应该看到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字眼，而是与民生发展、与社会建设休戚相关。未来的城镇化要吸取历史教训，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着眼于深度城镇化而非广度城镇化，着眼于质量城镇化而非规模城镇化，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今天我们同样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那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在文化强国战略推动下，中国的文创产业方兴未艾，但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它的可持续发展还远远不够，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全社会自由创新的文化环境，远远没有构建起来。
新京报创办将近10年了，作为一份有以责任为使命的报纸，我们依然坚持进步的美好的价值观，新京报的人也依然是纯粹的、职业的、有新闻情怀的人，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份报纸能够忠实地记录时代前进的步伐，能够做到为人民的呼声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份报纸能够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新型城镇化事业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为推动时代进步、政治清明、社会文明尽一份报纸应尽的义务。
在此期待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企业家借此机会能够献计献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护航，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可行的发展路线。
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确实在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平均我们GDP的增长达到10%以上，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但是毫无疑问在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尚未远去的欧债危机、中东的变局，以及我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也时刻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急于知道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会有哪些走向上的变化，中国经济的政策会走向何方。
主持人：下面再跟大家探讨另外一个关健词，刚才我们谈到了城镇化，城镇化当中就有我们对未来十年经济的展望，但是同时在十八大报告当中也提到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时要让文化产业成为我们的支柱性产业，成为和房地产一样重要的产业，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当中，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说，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请上一位重量级的贵宾，我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十八大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走势》。
刘玉珠：
按照这个题目，下一个十年中国文化产业的政策走势，我个人认为不仅下一个十年，可能再下两个十年，如果我们国家不出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的话，我想中国的文化产业会保持着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理由一：强劲的市场需求。现在在中国，从大的产业门类上来讲，就是真正是供不应求的产业门类已经很少了，我觉得文化产业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因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1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是1.47亿，占国民经济是2.85%。如果是按照市场需求，特别是根据发达国家文化和消费支持的比例看的话，我们至少有接近4万亿的市场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2011年看的话，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只有市场规模的三分之一。
理由二：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将会大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了。
理由三：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应该说是越来越强劲。
今天既然主题是未来十年我们文化产业的政策走向，我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政府而言、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挑战应该是相当巨大的。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挑战是巨大的呢？一个是现在就是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可以说一直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增长，而且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和我们现在实际供给能力比较而言，缺口是相当大的。
第二个方面现在围绕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个要求，我们的差距也是相当地大。怎么样使它成为支柱性的产业，怎么样适应市场需求，这个政策的制订和政策的推动，应该说是困难很多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对于互联网时代，政府在管理文化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上，这个规律还在进一步地摸索当中，坦率地讲我们的规律并不是说已经很好地把握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就是说大家常常说的V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政府的管理，从观念、思路、认识以及到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个挑战是相当大的。
而且坦率地讲，我们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政府的共识要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形成。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应该说对政府的挑战，是很大的。
从今后的走势上来看，我认为我们在文化产业上这个走势，有这四个的因素，可能是一个特点，一个就是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将会逐渐地完善。大家知道文化产业在我们国家被认可也就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事业，事业它主要是依靠政府，现在要强调产业，在产业政策设计以及政策的出台方面，我们现在缺口特别大，尤其是涉及到包括市场准入；包括文化的经济政策，像投融资、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以及涉及到的像土地、投资等等这个方面的政策缺口相当大。要使这个政策体系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十几年的努力是做不到的。现在应该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方面，已经认识到产业政策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所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会逐步地构建起来。尤其是涉及到的产业发展当中，对于投融资、对于资本市场以及对于和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将会逐步地出台。
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市场的环境将会逐步地好转，坦率地讲中国的文化市场发展近20年来，应该说发展很快的，它在适应人们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中，特别是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包括涉及到的政策法规体系的不健全、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以及涉及到文化市场的秩序，应该说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包括市场的准入以及我们对不同所有制，在市场的准入以及市场鼓励的方面，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待国企和民企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变空间，所以说下一步文化市场会进一步地开放，而且各种所有制，将会在市场的公平环境下进行竞争，这个也是今后发展的走势。
第三个方面就是内容、文化创新、新型产业业态和关键技术，在这个方面或者说这几个方面，政府的支持政策会逐渐地出台。大家知道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这个目标下，特别是对文化内容方面，涉及到的文化创新方面，涉及到的一些发展文化产业当中的关键技术领域，以及新的产业业态，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产业发展的需要，这是政府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的。而且这几个方面应该说是政府要优先进行鼓励和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政策会朝这个方面有所倾斜。
因为我们现在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发展当中，国企和民企所享受到的公平待遇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我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在政策的走势上，国企和民企将会逐渐地向着同一个目标迈进。
第四个方面就是分类指导、差异化管理和根据行业的特点，这个政策方面应该会得到加强。由中央政府一个政策来解决整个产业发展或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当中的时代，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特别突出的，尽管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产业要跨越式发展、要加快发展，十八大又提出来在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适合跨越式发展，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制定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到2015年，我们提出分类指导、差异化管理。因为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我们提出来要把文化的内容、文化的创新，包括结构的调整来推动跨越式发展，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对于中部地区更主要的还是进一步地来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同时在鼓励和扩大文化消费、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我觉得这是政府的重点。对于广大的西部地区，包括农村地区，可能更多地还是要怎么样使当地的文化资源优势能够得到进一步地发挥，它的特色能够得到充分地体现，特别是在培育消费市场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多的扶持，使文化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地发展。
还有要根据各个行业不同的特点，因为文化产业涉及到大门类有10个之多，小的门类有几十个，不管政府方面费多大的心思，要想一个政策来包含着这么多的产业门类，是很不现实的。所以将来的产业政策走向要根据行业的特点分类指导，政策的出台会越来越精细化，这样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的政策重点，一个是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第二个是规范文化市场的秩序，第三特别是要鼓励通过大的项目，在内容上、在鼓励创新上、在探索发展规律，包括发展模式上，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是政府鼓励的重点。
因为我看我们今天大多数我们房地产企业还有其他的相关企业，我个人认为房地产企业现在发展得很快，很多的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关注文化产业，我相信你们大家在做好主业的情况下，把文化产业纳入到你们的视野范围内，对你们来讲可以是有名有利的事情。所以文化产业也欢迎我们各位房地产企业的进入。
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确实，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了无论是北京还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支柱型产业。在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发布的关于中国省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数方面，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北京市已经连续三年名列榜首，可见在过去的三年当中，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同时在去年1到8月份，我们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增长值同比增长达到12.9%，这应该是高于GDP增长的数字，这个也让我们非常地欣慰。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下一位贵宾，结合北京市的情况给我们进行更为详细、具体和深入的解读。掌声欢迎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先生，他的发言主题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首都世界城市建设，欢迎周主任。
周茂非：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新京报和腾讯网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及城镇化发展的高峰论坛，在此我也代表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地祝贺。
为什么邀请我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交流一些情况，所以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我是干什么的，干什么吆喝什么。
市文资办是去年5月4号，中央编办正式批准的，北京市政府直属机构，职责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履行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就是按照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原则，监督管理北京市国有文化企业和经营性事业单位。所以包括像新京报、京华时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划到北京管理的报纸，我们也是履行出资人的职责。
第二项：负责全市文化重大项目、重大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
第三项：负责统筹管理每年100亿的文化创新发展专项资金。
所以形象点儿讲就是文化战线的国资委，同时承担着文化战线发改委的职责，同时包括重大项目的规划和落地，以及项目的资金。从这个角度我想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下，谈几个观点吧。
一个是想谈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些政策。今天在座的基本上是房地产行业和文创企业，所以我基本上在这两方面给大家谈谈看法。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该说这几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咱们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跟文化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分类，略有区别，我们是有九大行业，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大行业有区别，具体包括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软件和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
跟国家统计局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咱们北京有很多特点。你比方说创意设计、软件类，特别是跟软件和计算机相结合的，充满着文化内容的这些行业，都属于创意产业的范畴。
十一五期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呈现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水平，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从2005年的674.1亿，增加到前年的1989.9亿，到2011年我们初步预测要超过2000亿，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从2005年的9.7%增加到2010年的12.2%，到2011年这个数字还没有出来，肯定超过12.2%以上。那就说明文化创意产业所增加值，已经超过了批发零售、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在北京的第三产业当中仅次于金融业，列第二位，所以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或者跟城镇化的关系，我也简单谈谈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对。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从发达国家来看都是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当中的大城市当中的支柱产业，很多数据因为时候的关系我就不讲了。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应该说不仅仅是国家文化的形态，而且越来越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并成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城市，综合实力最直观，也最具体的反映。
第二个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咱们大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想从这个角度讲，很多发达国家城市，他的增长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基本上是文化创意产业在起着作用。另外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大家也知道，实际上我们在北京提出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世界城市它到底有一个什么内涵，这方面因为不是今天探讨的内容。但是我想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当是我们首先要选择的产业。
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利于提升首都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大家都知道首都是全国的文化中心，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会议文件当中唯一提到的省或者市就是北京，要发挥全国首都文化中心的示范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觉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文化精品，多出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点的文化精品非常重要。
第二，有利于推进首都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首都建设世界城市的竞争力。大家知道北京的资源非常有限，人口又众多，到目前已经突破了2000万人，所以在城市总体布局和发展过程，怎么能够优化产业结构，把那些落后的产能和产业退出来发展新兴的、战略的产业，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多年考虑的内容。包括我们下决心用了几年的时间，把首钢、北京焦化厂等等都已经关停或者搬出，腾出的土地主要是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
第三，我们觉得有利于实现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提升首都建设世界城市的影响力，我想大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供新的思路，从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提供良好的文化条件、塑造崭新的城市形象、增强高端竞争力这些方面，都是提升首都世界城市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座的各位是做房地产行业的比较多，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万达大家都比较清楚，王健林一直在做商业地产，但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他就已经在涉足文化产业，特别是去年在我们的说服下，他在北京建立了文化集团，已经注册50亿，在北京要建一个大型的文化旅游设施，实际上是文化和旅游的相结合。我们在想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的支持，大家在做地产的过程中，如果不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的话，我想你的房地产行情也不会太好。所以我觉得文化和房地产的融合，确实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梳理和规划建设的，现在我们已经规划梳理了十几个投资过百亿的重大文化项目，实际上都离不开土地的供应，在建大型综合体的过程当中，离不开房地产业，特别是大型房地产商的加盟和支持，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大型文化项目，也是在跟一些房地产行业的龙头在进行合作。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发展房地产的过程中，其实应当更加注重这个项目的文化内涵，或者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把文化产业的布局跟商务地产、商业地产有机地结合，这可能是一个方向。
第三个我讲讲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一方面我们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扶持文化创意产业，这里头主要是1+X的政策体系，1就是北京市于2011年的11月26号，出台了推动北京市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就是关于发挥文化中心的示范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配套出台包括金融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商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一些意见等等，在这些意见当中我们对土地政策方面将争取把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用地纳入城市规划。
大家过去在用地过程中，都知道，除了住宅要不然就是商业地产，对文化这块儿好像还没有单独的，下一步我们要把它列出来。
第二个就是从今年起设立了100亿的文化创新的发展专项资金，我们统筹了100亿叫文化创新资金，主要用于扶持文化事业和产业，其中产业大概占了一半，所以前不久我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了近千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最后经过预审、初审和联合评审，选定了330个项目，从政府的项目辅助、贷款贴息和奖励的方式，对这330个项目进行了扶持。今年2013年，我们将从4月份开始再次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集，所以在座的文化创意企业，大家都可以注意关注在官方报纸和我们文资办的网站上，会向大家进行征集，只要在北京发展的这些企业，不管是国有的、民营的，也不管是央企还是外企，符合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的这些企业，文化创意产业项目，都可以申报我们的专项资金支持。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统筹发展推进一批文化创意产业的功能区，这方面就是要避免重复建设、避免同质化竞争，所以目前我们规划了19个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比方说一说石景山，那就是以网游动漫为主，说到核心演艺区就打造西城和东城的天坛和天桥这个功能区。说到影都我们在怀柔要打造中国影都等等，这样我们按照区县的功能定位，规划了19个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
另外就是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文化投融资体系。目前的文化创意企业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轻资产、融资难。正是因为他资产比较小，所以可作为抵押物很少，所以融资比较困难，这样我们文资办在2012年的100亿当中，拿出部分资金成立了两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小额贷款公司，一家融资担保公司，另外还要发起成立100亿的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征集的一些好的项目和企业，政府不仅仅就是项目补助、奖励和贷款贴息，还可以直接进行股权投资，那就是发挥政府资金的最大效用。
另外我们跟国家开发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一个统贷平台，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儿资金作为一个蓄水池，两家银行各出5000万，我们跟银行可以共同遴选一些好的文化创意企业，他们在资金短缺的时候，我们进行打包统贷，这样实行的是绿色通道、低利率，实际上就是发挥政府和银行两方面的优势，同时真正为文化创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发起成立基金之后，将会对在北京发展的文化创意企业，我们会遴选一大批，用基金进行投入，另外我们跟北京市金融局正在遴选一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优先安排上市、融资。
我介绍这么多主要是想谈谈文化创意企业，大家今天来得也比较多，大家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可以争取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利用政府的各种政策来进行有效地发展。在近期市委市政府将牵头起草、出台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意见，另外出一个三年行动计划，我们也列了50个重大项目。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在座的房地产企业也能够跟文化创意企业捆绑做一些事情。
实际上我刚才介绍了，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基本上也是在跟一些房地产的重量级的企业在进行合作。比方说建的很多大型的文化旅游设施，包括建一些大型的文化旅游项目，实际上离不开房地产企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愿意为文创企业服务，也愿意跟在座的这些房地产企业加强合作。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要迎来我们压轴的一位演讲嘉宾，他可以说今天将带来最为精彩的也是我们最为期待，同样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场发言。
我们欢迎来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主任李铁先生，给我们解读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
李铁：
我非常清楚大家都很关注城镇化问题，最近我也看到了媒体的有一些报道，使我们也感到云山雾罩，就是很多消息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举一个例子说城镇化要40万亿的投资，我想肯定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如果我们这次再搞一个大型投资型的城镇化，肯定既不是中央政策所希望的，也不是中央领导所看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城镇化核心问题是要带动内需，通过消费来拉动投资，而不是仅仅一项投资政策，所以这里我要做一个澄清。
还有一个是网上报的，我们有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政策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了，这个我也要做一下澄清，还正在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当中，至少我相信在这一两个月之内，这个不会出台，还在研究过程中。
第三个是前些天在和国土资源部在讨论的时候，也有媒体误读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是不是我们的土地将来集体土地征收，价值要提高10倍？现在在地方已经有比较大的反响，政府很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很难进行，老百姓说我要增收10倍，那意味着我要等待新的政策出现，才能允许拆迁。
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城郊的农民通过拆迁暴富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一套房子可以补几十万、几百万，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十倍的话是上千万，中央也不可能出台这个政策，有些教授说我自己是误读，但是误读却造成了媒体的误读，一放大对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三个问题是我在会前要说明的，对城镇化的问题我们尽量还研究有关政策，不要轻易地去误读、不要轻易地放大，造成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负面影响。
城镇化是什么？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转为城市市民的过程。既不是什么建设、也不是什么投资，就是让农民工在转化为市民过程中，能更好地接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切都免谈。
在国外的城镇化没有什么政策，因为人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城市是自治的，所以人只要进入城市，他就自然地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他所谓的公共服务问题、子女教育、就业、住房等等的问题。可是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城镇化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国自50年代末以来，实行了所谓的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政策，还有相应的土地政策，以及我们一套当年管理整个农村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导致我们城乡要素很难能自由流动，导致在30年改革后的今天，我们城乡的利益被固化了，城乡居民享受着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而到今天不仅仅是城乡居民享受着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的差距，而且我们这个差距已经被一个个分割的行政体制、行政区域固化了。就是我们原来讲的改二元体制，现在讲的叫多元体制。
多元体制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城市化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外来人口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城乡关系问题。比如说我在多个地方讲过，现在北京郊区农民愿意不愿意转户口呢？他不愿意，你给他城镇居民都不干，为什么？因为土地升值有非常强大的预期。在农村还可以生两个孩子，包括现在由于农村集体福利搞得好了，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可能还比城里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统计上的人口是35%的户籍城镇人口，但是实际上是51.27%，就是户籍人口和我们统计上的城镇人口里面有16%的差距，这16%的差距既涉及到2亿多的农民工，又涉及到7000万城镇兼留人口。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报社的员工、很多地产商的职工，可能都没有北京户口，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的未来城镇化政策，就是怎么样把这2亿多的农民工和这7000万的城镇兼留的人口，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通过稳步的农民工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来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把他们长期消费的兴趣，从农村转向城镇，从原住地转向就业地，这样才能真正地带动消费、带动市场，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提升。
那么我们简单算一下，如果2亿多农民进城，在十几年内进城，它会带动多大的需求。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1.27%，我们13.4亿人口就有6.9亿城镇人口，这6.9亿城镇人口，我们看着不当一回事儿，是欧盟的总合还得增加2亿人，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加起来还得增加1.9亿人，这么大量的人口要进入城镇，他要转化为城市市民带动消费，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现在城镇化的基点。
这个基点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把城镇化从数量型扩张转为质量型增长。所谓数量型扩张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了51.27%的统计上的城镇化率，但是你还有2亿多的农民，还有这么多的城镇兼留的人口，还没有纳入城市的同等公共服务，所以外来人口问题，怎么样实行健康有序的增长。第二，在土地城镇化过程中，怎么样来解决粗放型的占地过程，使土地利用更有效率、更加集约。
第二，怎么样实现所谓的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当然我觉得这个布局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任志强刚才问我，他理解的城镇化可能就是大中小城市，我觉得讨论大中小城市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哪儿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多，哪儿能获得的资源最多，当然肯定是大城市，因为中国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不一样，既使西方国家在所有的国家里头，在城市化进程中，就是一个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可是在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加上了行政的要素，就是使我们通过行政资源、通过市场资源把更多的要素集中在大城市的时候，人们能不到这里来寻求就业、不到这里寻求更多的机会，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所以人口向大城市流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是我们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大中小城市的选择呢？这个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等级化的城镇管理体制，我们通过等级化的管理体制，把更多的行政资源，集中在这个城市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户籍制度，而这个户籍制度它就可以选择性地把一部分人，一少部分人留在这个大城市，可以更好地享受这个大城市集中的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那么其他的人对不起，你到中小城市去，这个政策前提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所以我们很多人讨论大中小城市的时候，中国这个体制下，如果我们遵循国际上的城市发展规律的话，人口一定向大城市流动的。我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口的研究报告，北京市人口的研究报告里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北京市从1996年到2011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40万，外来人口，不是说户籍人口。那么从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60多万，最高的年限是2008年到2010年，就是2010年甚至达到了90多万外来人口，如果按2000年到2010年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平均是60多万将近70万，我们到2020年，北京人口平均每年60、70万外来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就还要净增500、600万，当然我这是说的统计局的数字。我们现在的人口是不到2200万，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到2800万，可是我们的媒体都在说，北京的物价太贵了，北京没法生活了。
可是我们的调查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统计了一下，北京外来人口农民工最多的是河南、河北、山东，占总人口的40%，他们在北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呢？我们同样和这三个省做了比较，副食品价格北京最低、北京的水价和收入比最低、电价北京最低、天然气北京最低、地铁价格北京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最低，公交价格也是最低。公交价格4毛，地铁价格2元可以做遍北京，每年要补100多亿的补贴。
后来有人说房价，这800多万的农民工他会买房子吗？那我们讲房租价，北京新增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所谓的新城区、拓展区，就是我们讲的近郊区，城镇人口基本集中在这里，他们大多数都住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5万住在我们主城区的地下室里，绝大部分都在城乡接合部住出租屋，出租屋的价格是300到500元，有的甚至更低。那么这么好的公共服务、这么好的价格、这么便宜的价格。还有更多的收入机会，北京的收入是周边三个省几倍以上，人均的财政支出也是几倍以上，你说他们能不到北京来吗？然后我们很多课题都在研究北京的承载力问题，我们也对北京承载力做了研究，无论从水资源还是从土地资源，最少3000万，还有无限的扩展能力，因为北京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呢？北京是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口限制最严的地方，就是享受公共服务最严的地方。就是你到美国去拿个绿卡都比在北京获得户口容易，这两种政策扭着，我们的城镇化政策如何实现？所以我们讲研究中国的城镇化政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投资问题，它就面临着两件事情，一件是改革，一件是可持续发展。所谓改革就是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外来人口同城化的一系列的制度障碍问题，就是怎么样来破解这些障碍，可是这个改革面临着的阻力，不仅仅是政府官员，还要涉及到我们已经享受到城镇高水平、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广大居民的利益。我们动辄就把这个事情一气推到政府的决策者身上，但是都有他自己的难点。
我们看到最近异地高考出现的争论，事实上也是如此，北京的高考低于周边省份100多分，北京几乎所有的适龄子女都可以上大学，可是在其他省份就没有这么高的比例，如果我把800多万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他们的子女允许在北京参加高考，那势必会影响到北京市居民他们的子女高考的升学率，那他能不反对吗？
所以所谓的城镇化的问题，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说是不是可以上小城镇去，我们的小城镇的概念是建制镇的镇区，广东一个虎门镇的这个镇域内，就有100多万人口，本镇人口是10万。如果我们把这100万人口的户籍全部解决在这些小城镇，他能承担得了吗？也承担不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它不仅仅涉及到当地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公共服务水准下降问题，也同时涉及到你财政供给的能力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就是当你把这块儿蛋糕切出来要给新增人口的时候，势必影响你原有的居民，他所享受的蛋糕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利益结构的调整问题。
第二，土地制度改革，我们很多人都在关心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来进行，可是很多人没想到，这个政府土地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所拿来的收益干什么去了？你可以举出1000个、1万个贪官的案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说服人的案例，我们知道研究过财政的人都知道，财政是保政府运转、保吃饭的，真正的土地出让收益是要解决，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进入金融体制改革，我们这么多年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进行所谓的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增加地方债的发行、多种形式的担保、各种形式的金融办法来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北京要修地铁修1000多公里，摊子铺得很大，这种公共服务直接转化为对居民的公共服务，这种投入。可是国外的金融是靠什么来还款的呢？国外金融是靠提高价格，通过价格机制、通过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和提高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来解决来解决还款问题，不动产税可以解决长期的投入还款，基础设施消费价格、水电气价，包括公共交通的运行价格，我们做到，我们还要通过这些收入、这种所谓的土地出让收入来维持一个低价格的运转，维持我们这种高等级城市优质公共服务的一个低价格水准和我们的城镇户籍居民的利益。
那么这种东西不改，你把土地的出让制度给改带了，那就等于断了我们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源头，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涉及的改革，就不仅仅是一个土地改不改的问题，是你敢不敢动城镇居民利益的蛋糕，你敢不敢提公交价格，敢不敢提地铁价格、敢不敢提水价、电价。可是如果提了我们的社会舆论能否忍受呢，这也是我们城镇化改革中所要面临的问题。
第三项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涉及到的问题就更多了，五级政府，我们很多大城市是吃小城市的收入，把大量的行政资源截留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在贵州、在成都进行调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潜力是在土地出让，可是拿到的土地指标省会城市最多，成都市每年可以拿到上级分配的土地指标的50%，但是他的人口只占17.5%。我们还要想一个问题，所谓土地他应该是带来人口的，我们原来的就业模式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都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提出什么产业升级、更新换代、都通过技术来替代劳动，那么这种产形式如何能带来更多的人到你这儿来就业呢？
我们去贵阳调查一个企业，1000亩地，每个地只能容纳一个就业人口，你拿了这么多的资源，你又带不来人口向你这里集聚，你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加强、强化你这个城市的功能，那这种改革如何来进行。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决策体制要制定一个政策，要通过向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类的专家、学者来征求意见。可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都是这个既有的利益收益者，我们享受这块儿福利的时候，我们希望不希望这些低素质、低收入的农民工跟我们同乘一个电梯、同坐一趟地铁，甚至在我们周边生活。所以我们想象的所谓的城镇化改革，不是一个所谓空谈的，一说就可以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政府要发多少号令就可以实施的问题，是一个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利益结构调整，不仅仅是在政府间，还要在广大民众间，本地人和外地人，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间这种利益结构的调整，要制定出一个好的政策，难上加难，改革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我还想说一句。
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提到台面上了，我们就可以讨论，我们就可以提出我们的想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下决心。今天是一个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研讨会，我想我们要了解城镇化是一个什么东西，而不要被所谓的以往的一些媒体言论所误导，我们要认真地考虑改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谢谢大家。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论坛的形式，给大家尽可能地答疑解惑。有请这一环节的嘉宾主持，来自高策机构的董事长陶红兵先生，这个环节的论题叫做新十年城镇化战略和后限购时代下的房地产发展。
陶红兵：
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先生；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先生；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聂梅生女士；
远洋地产董事局主席、总裁李明先生；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
我想我们的冯总编，您也是城市中国网的总编，冯总编您既是发改委从事小城镇研究的，同时又是城市中国的主编，我知道您对应该说城镇化有很深的研究，您用简短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城镇化的现状。
冯奎：
城镇化完整地说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农民进城，它同时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质量的提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说它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城市本身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也解决不了城镇化的问题。
中国到目前为止2011年底，城镇化率51.27%，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6.9亿人。大家都认为这个城镇化率在统计上面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16%、17%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并不能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认为实际的城镇化率才有35%，这是从城镇化率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从城市的数量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25个，还有19680多个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已经出现了高度的分化，有一些小城镇就像刚才李铁主任所讲的。比如说虎门镇，有了100万的人口，我们还看到在中西部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西部一些地区，有一些小城镇只有几千人，达不到作为一个集聚区、城市、小城镇所需要的这种入门人口规模的需要，所以说出现了高度的分化。目前在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大家都知道三大城市群，集聚了40%左右的GDP。
总地来说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大城市的发展，既存在着集聚的不充分，也存在着集聚过度的现象，所以说它生病了。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我们是限制大城市发展，没有哪一次说提出可以允许人自由地向大城市流动，都是控制人口流动。同时我们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量的土地资源，又向大城市、向型城市集聚，所以又存在这样一个过渡的现象，这种扭曲就产生了城市病。
对于我们的小城镇来说，大家都知道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从解决农村问题，来谈小城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把小城镇和大中城市，实际上从对立的角度来讨论它，认为是选择大城市道路还是小城镇道路。直到新世纪之初，在不同阶段的这种对比、分析以及面临新形势下的分析过程当中，认识到大中小城市应该协调发展，这些就是我所理解的，我们现在的城镇化以及城市发展的一些现状，谢谢。
陶红兵：
您刚才的讲话里有两件事儿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一个是大城市现在有病，第二个我觉得你讲，我们其实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提过要发展大城市，或者说一直是在强调限制大城市，结果没想到我们的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以至于现在我们已经都大到了城市病的地步了。
过去我们一直讲城市化，好像这两年，从去年开始讲城镇化了，把市改成了镇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我想请国家行政学院的慕海平先生谈一谈，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到底新在哪儿了？和过去的城市化有什么区别。
慕海平：
城镇化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大，我个人理解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最综合而且复杂，最紧迫但却长远的问题，刚才李铁主任已经把这个复杂说得比较到位了。因为它将触及到中国的各个阶层的深层利益和体制改革的深层矛盾，就是因为利益复杂、利益关系复杂。
我想在这儿再补充说一下刚才主持人想让我回答的问题，就是他综合，刚才问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就是农民向城市转化，我个人理解我说的综合是五个方面必须五位一体，城镇化才能健康发展，也就是才能避免城镇化作为一个双刃剑，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也就是说城市病等等问题。
那么五个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个还是产业的城镇化，也就是说无论在哪儿建城，必须得有经济支撑，就是得有工业化或者说产业的发展，没有这个的话劳动力过不去，没有办法支撑城镇化的发展，只有有了产业、有了经济基础，才有可能发展，就是先有市后有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人口城镇化，人不去，建了很多城市，没有人那就是空城，必须要人转移过去，这是人口城镇化。
第三个土地的城镇化，产业的聚集必然带来土地城镇化，就得拿出更多的地来为城市运行、城市发展、为城市的人口服务，这也不可避免，它会牵扯到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建多少城市、建多密的城市，这个问题和房地产关系非常大。
第四个是社会的城镇化，人口集中了，无论是大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市，都和农村不一样，管理方式不一样。大家知道人多的地方矛盾就多，社会管理的压力就大，必须得创新体制、机制，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如果这个东西社会转型、社会管理创新不跟上，那城市就积累矛盾的地方，也是不城市化健康发展的。
第五个必须得有农村的城镇化，可能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我想表达的是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永远不能忘了农村，城镇化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划为城市，总要有一些人在农村的，而且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到一定的时候，他会到郊区去找更适合自己居住的条件，所以我们得有这么一个眼光，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必须解决农村的问题，而且特别要解决农村享受城市文明的问题。
我想五个事情，缺一不可，因此非常综合，只有把这五个问题都抓好了，城镇化才是新型的，才能健康发展，才能避免三大弊端：贫民窟、城市过度集中带来的城市病或者叫空心化，产业的空心化或者说我们已经遇到过的鬼城。
这是我的理解。
陶红兵：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农村已经变成了城市，但是至少在户籍上，很多时候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变成市民，也有很多专家提出来城镇化一定要解决两个绕不过去的槛，就是土地和户籍，我想请我们聂梅生会长对土地和户籍，也就是刚才李铁主任也讲到很多这样的观点，聂梅生会长有什么看法。
聂梅生：
关于城镇化问题，我想和房地产比较相关的有这么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如果说是按照现在城镇化率发展的速度，未来十年可能将要城市的这个住宅这一部分，可能还会有100亿平方米，大概这么样，如果按每年10亿的速度来缩的话，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量。
最近我看了一下中国指数研究院出了一张图，我觉得做得还是不错的，横轴就是城市化率，纵轴就是房地产住宅的建设销售额和销售量。就是当城镇化率大于40%以上的时候，不管说现在是35%还是50%，咱先不追究这个，在40%以上的话，它这个速率是非常陡的，也就是说住宅的销售额和销售量急剧响声。
从这个统计数据看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城镇化率从50%再往上增20%，不可避免会带来房地产，住房这一部分非常陡峭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绝对和房地产是正相关。
第二个，不管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绕不开的两个槛，一个就是户籍制度改革、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刚才咱们主持人已经讲了，就是实际上说到35%和50%之间，这个实际上就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怎么解决呢？你必须解决户籍问题，不然这个事儿永远解决不了，这件事情往往被人认为就是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好像你中间要有一个差点，好像这个差点是农民工，其实不是农民工，刚才新京报采访的时候我说了这件事儿，其实在北京工作十年以上的，他不一定是农民工，他也没户口，他也给北京做了纳税的贡献，也经济社会都有贡献，他也制造了堵车，他早就买车了，并不是农民工这部分的16%，他本来就在北京有一大帮人的户口没有解决，你看陶红兵也没有户口，你也同样制造堵车等等，同样像这一部分就应该解决户籍问题，这个户籍问题解决了以后，这个真正的城市化率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率，当然这里面包括农村进城的农民工的这部分，因为他这个推进是一个梯级的推进，对住房的推进也是一个梯级的推进。
就比方说像咱们陶红兵同志，你不可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可能早就过了这个消费了。就算你有资格你也划不到经济适用房里面去，给你户籍你肯定是往上消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一定是需要的，变成一个真实的城镇化，这样推动整个城市的发展。
而且这部分我还真不认为是要放松限购，你与其放松限购，不如把像陶红兵这样的人的户籍解决了，你照样要买房子，而且还是首套房，而且还是刚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有解，并不是无解的一件事儿，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是从试点开始，从中等城市，然后到省会城市，然后到直辖市。但是这个事儿是一定要做的，你不能在一个虚假的城镇化率或者是虚假的北京市常住人口是多少多少，实际人口是多少多少，这中间差了好多。
最近我到成都去，成都实际人口已经达到1500万了，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当然堵车了，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真正是实现中国的城市化率。
第三个就是土地制度改革，这个土地制度改革我也不想多说，实际上是一个贯彻落实的问题，十六大、十八大都谈到了集体用地和国有土地当中的同地、同权、同价，这个就是不能解决，从党的会议上都提了这么久了，二十年了，就是同地、同权、同价。这个里面我倒腾了一下宪法，宪法里面讲过，最近我们给两会做提案，这个提案就是落到了土地制度改革上，宪法里面规定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国有土地所有制，两种，就是城市是国有土地，然后农村是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两个没有说谁能够招牌挂谁收益就一定转成国有，而农民那部分集体所有就不能够直接回到农民的利益去，没有这么一说，只是说两种土地所有制，所以出现了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当中说的同地、同权、同价，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城市化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因为它是一个双轨制没有解决。你看在房地产的问题上，双轨制三个最大的双轨，就是土地没解决。关于住房供应的双轨制解决了吧？就是保障房和商品房双轨制，说了两年，而且做得很好。金融这部分就是关于房地产金融的这部分货币供应的双轨制解决了吧？不是光是开发贷了吧？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2012年所有的基金、REITs什么全部解决了，而且现在信托这部分也就是10%的利率和吧？银行这部分7%什么的，差得不太多了，这个双轨制也解决了，就是土地双轨制没有解决。
我觉得地根没有解决，光是银行和最后产品的解决，是不能够形成房地产整个供应链的双轨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肯定要解决，这个解决实际上你就盯住小产权怎么解决吧。
陶红兵：
我们还是要讲城镇化跟房地产行业的关系，很多人都说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发展，那我想请我们房地产行业的代表，远洋集团的李总，您谈谈这个城镇化跟我们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李明：
我讲第一句话，终于有一个新的话题可以替代房地产了，因为这两年或者说过去这4、5年当中，房地产一直是作为一个热点的话题，特别是实行宏观调控以来，我个人的观点是一点意义的一件事情都没有，这个话题的热点把房地产，让它去承载分配问题、社会问题、利益分配等等这些问题，它也承担不起，另外本身我感觉有点儿像零和游戏，在房地产商角度上，从各种角度去审视、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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