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新观察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心态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同时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2013年1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该所继2011年后第二次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
蓝皮书对2012年中国社会的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情绪、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副研究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半数人对生活现状满意
作为一种发展观，幸福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门课题，幸福的测度也广受关注。幸福测量最常见的是生活满意度测量。
这次蓝皮书生活满意度采用的是“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数据。该调查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电话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51100份。
蓝皮书指出，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西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东部其次，中部最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全静分析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涵盖家庭、休闲和生活现状与未来信心等三个方面。第一，家庭方面，无赡养老人负担、收入高、有自有住房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度较高。第二，休闲方面，休闲活动较多和休息时间充分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程度较高。第三，现状与未来方面，越是感觉最近两年生活状况“不如以前”的调查对象，其生活满意度越低；对未来越有信心的调查对象，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偏低
公平，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障碍。他们对公平的真实感受，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正程度。
“蓝皮书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五个省市250名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10名北京农民工的访谈，尝试探讨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基本状况、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来源和不公反应以及影响进城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因素等问题。”蓝皮书课题组成员、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陈辉副研究员说。
蓝皮书指出，对5个省市农民工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普遍感觉到社会不公平，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时主要是采取消极逃避的行为。农民工的不公平感知受个体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调查还发现，64%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4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外出打工期间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比较多”，而他们所感知到的不公平，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经历，还受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影响。
“个人的基本信念、心理预期、社会比较和归因倾向等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公平感知。”陈辉说，“在基本信念上，农民工对社会地位公平性的认知和他们对命运观念的看法会影响其对公平的知觉。调查对象越是相信世界公平、社会地位和成功由个人品质和努力工作决定，越觉得社会公平；越是觉得自己可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命运或是个人能战胜命运，越觉得社会公平。”
“心理预期上，农民工对于打工好处的预期越积极，不公平的感知越强。社会比较上，如果农民工倾向于和比自己有成就的人进行比较，或是和未来进行比较，他们感受到的不公平就越强。归因倾向上，如果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现状是由于运气、社会、国家政策等外部因素造成的，那么他们会因自身无法控制这些因素，而感知到更多的不公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宜音研究员表示。
社会信任达到警戒线
近年来，各个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频出，消极影响不断。
在杨宜音看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
“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杨宜音认为。
2011年12月中下旬，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7个城市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从行业和部门看，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从城市分布看，中西部城市的社会信任高于东部城市。
调查还发现，以60分作为信任底线，2011年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的调查中，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得分平均为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可以说是到了社会信任的警戒线。
社会事件引爆点降低
从蓝皮书披露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是积极的，但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与社会和谐的情绪呈现复杂状态，且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
蓝皮书课题组调查了北京市民的情绪状态，选取了满意、不愉快、怨恨、不安、平和以及怀有希望等6种基本情绪状态，其中，两个正向情绪为满意和怀有希望，三个负向情绪为不愉快、怨恨和不安，一个中性情绪为平和。
从居民选择不同程度情绪分布的比例看，怀有希望一项选择非常强烈的有22.1%，表示不强烈的仅有4.7%，分为高中低三部分来看，中值4以下的比例占16.1%，中值4占28%，高于中值的占55.9%。
总的看来，怀有希望高于中值的比例占大半；满意的选择比较平均接近3分，高于中值的略多，低于中值的略少；平和一项高于中值的比例较大，近五成；负向情绪分布上低于中值的比例更高，分别在四成和五成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但由于中间阶层薄弱，底层庞大，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一边倒的行为。”王俊秀认为。
王俊秀分析说，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社会情绪成为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矛盾的表现是激烈的社会情绪爆发；另一方面，社会情绪成为这些矛盾、冲突的动力成分。
在杨宜音看来，当前社会情绪总体的基调是正向为主，但存在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
给社会心态注入“正能量”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民众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有必要采取多种措施消除社会日益泛滥的负向心态。
首先，民生工作既要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也要重视其社会性需求。
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陈珊副研究员认为，以下方面工作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一是有效控制通胀发展，控制物价水平，减轻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二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督，让居民吃得放心。三是控制房价及通过其他措施，让住房支出不再成为生活的沉重负担，切实可行地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四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
其次，保障中低社会阶层的权益，关注弱势群体，用社会公平淡化阶层意识。
杨宜音建议，政府部门要关注社会阶层意识，关注社会中低层认同群体的心态和处境，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
“关注不同群体、身份、民族、阶层等的认同问题，研究化解群体矛盾、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和身份地位矛盾的有效策略，避免群体和社会冲突的发生，避免社会的割裂。”杨宜音说。
第三，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
王俊秀说，“公共权力是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社会信任能否重建关键在于公权力信任的重建。”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王俊秀建议，“其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权力的滥用，提高公共权力的诚信度；其二，鼓励民众的公共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通过信任民众获得民众的信任；其三，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健全相关法律，确立政府公信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中立、公正地位，形成信任良性运行机制。”
第四，关注社会情绪，消解负向情绪，积聚情感正能量。
王俊秀建议，要消解负向的社会情绪，就要依靠对正向情绪的激励，靠切实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提高民众对社会的满意度。发挥社会情绪的动力机制，实现社会团结，努力创造一种鼓励社会成员正向情绪能量释放的氛围。”
第五，从建立共享的价值观开始，逐步建立社会共识。
王俊秀说，就目前的社会心态来看，民众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在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下，社会在学习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应该鼓励提倡和正向激励那些对社会有利的基本价值观念，引导它们逐渐固化为全体成员的核心价值，成为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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