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永远比戏剧“精彩”——对于中国大中城市的婚姻登记员们来说，2013年3月是个不可思议的月份。
3月，被称为“国五条”的国务院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及各地配套细则出台。新的楼市政策对于平抑房价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可一个立竿见影似的连锁反应是，婚姻登记处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公开信息显示，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广州、昆明等城市，离婚登记人数都一度成倍增长，刷新了纪录。
在天津，此次被发现的最早排队离婚者，是在凌晨两点左右、带着被褥来到婚姻登记处的。同期另一处排队的景象出现在房屋交易大厅。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慨，这应该是此次政策背景下受影响最厉害的两个部门。据他与别的地区的同行交流，排队离婚是全国普遍现象，越是房价高的大城市，越是明显。小县城原本房价就低，受到的影响小一些。
此次离婚潮，中老年夫妇增多
眼下，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记者在天津的基层婚姻登记机构走访发现，进入4月，离婚率已经趋于平稳，回归正常状态。目前该市每个工作日办理离婚的夫妇在100对左右。而在高峰时期，有时一天就突破了300对，超过了结婚登记数。与之对照的是，今年1月，最少的一天只有60多对夫妇离婚。
从结婚窗口临时调到离婚窗口的登记员们终于可以回归原岗位。“有这想法的已经做完了。”一位工作人员说，眼下，他们准备迎接“离婚潮”后可能的“复婚潮”。他们估计，为了买卖房产而办理离婚的夫妇，交易完成后，绝大多数仍将回到婚姻登记处。事实上，这样的夫妇上个月就已出现。
即使是见惯了婚姻悲喜剧的业内人士，也对这波离婚潮的一些插曲感到难忘。
在天津市河西区婚姻登记处，一位老太太当场晕了过去。她被家人劝说，为了方便买房，需要她与丈夫办个“假离婚”。在婚姻登记处，几乎办完了所有离婚手续，就在登记员点击制证按钮前一刻，老太太问了一句：“不是假的吗？怎么还打证呢？”
婚姻登记员告知：“大娘，我们这儿没有假的，都是真的。”老太太追问：“那真离婚了，再结婚就算二婚了？”得到肯定答复后，老人吓晕了过去。家人赶紧喂她吃药，测量发现，她的血压高压达到200。丈夫搀着她往家走，以安慰的口气说：咱们不离婚了，不买房了。
与正常状况迥异的是，天津市上个月的离婚人群中，中老年明显增多。这座城市的离婚率一年高过一年，一代高过一代，目前在全年离婚人群中，二三十岁的“80后”人群占了一半以上。但在2013年3月的离婚人群中，“40后”、“50后”、“60后”、“70后”的比例明显提高。
直到2012年，天津的婚姻登记工作者张岚(应受访人要求化名)才听说了还有为了买卖房产而离婚的情况。这次，就有熟识的老太太为了给子女买房，拜托这位业内人士帮忙“偷摸办个离婚”。后来，老太太被丈夫“臭骂一顿”，打消了这个念头。
张岚对记者感慨，他们并不赞成没有底线、以婚姻为赌注的逐利行为。但是，“话也说回来”，我国9元钱就能办完离婚，而房屋有关的税收、贷款，动辄就是几十万元。相对来说，离婚“又快捷、又方便还经济实惠”，还与别人无关。虽然确实存在夫妻一方可能毁约不复婚的风险，但在整个离婚潮中，这“只不过是一个水滴的事儿”。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在一个省会城市遇到了一位局级干部，饭桌上谈及“国五条”及假离婚事件，这位局长的妻子说：“差了几十万，肯定假离婚！他不离，我也要和他离。”
据张岚介绍，我国的结婚和离婚工本费分别都是9元，这是1992年确定的，当时普通人月薪以几十元计。而在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的婚姻制度下，无论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离婚的代价都是相当高的，“让你离不起”，维持家庭的稳定。离婚的“冷静期”也很长。出于保护妇孺权益的考虑，在有的国家，离一次婚足以使男人倾家荡产。
“前些年想不到咱们的自由度、开放度、老百姓对离婚的包容度提高得这么快！”张岚说：“中国人的脑子快吧？万向轴！你说离婚能免税？那我花几块钱免几十万，这都是太便宜的事儿了，婚姻‘价’能有多高呢？”
有人在社交网站调侃这一现象：“爱情诚可贵，婚姻价更高，若为避税收，两者皆可抛。”
着急的人砸坏了婚姻登记处的牌子
在办理业务时，张岚的一些同行重申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试图为离婚者调解，有人反问：“婚姻法有哪条规定你调解了？”“我不用，快点，事儿挺多的。”
婚姻登记员只能从言谈举止中猜测离婚夫妇的“真假”。在正式的离婚材料上，几乎所有为买卖房屋离婚的人，填写的离婚原因都是“感情不和”。只要证件齐全、协议无漏洞，任何人无权干涉他们的自由。
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很多人按照银行和房管局工作人员的要求，到婚姻登记处来“改证”。
由于早些年的婚姻证件为手写，有的出现音同字不同情况，或者出现笔误，与户口本的名字对不上。这些人被房管或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可到婚姻登记处去修改证件信息并重新盖章。而按照规定，国家证件一旦修改，就意味着失效，民政部门无权更改。登记员们只能一遍遍解释。
在此情况下，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婚姻登记处的牌子被着急的人们给砸坏了。这是一家行风评议先进单位。如今，那面象征着文明服务的荣誉牌已经不知去向。
一位工作人员说，此事反映出国人追逐利益有多么迫不及待，法律意识多么淡漠。关键时刻，绅士和淑女风度下的本性流露无遗。
在刚刚过去的离婚高峰期，很多年轻的女婚姻登记员都被人气哭过。她们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连水都不敢喝，有时中午顾不上吃饭，傍晚也无法正常下班，可还是应付不了那些急切的离婚者。
天津还有市民去找民政部，要求民政部承认在结婚证上改名字是合法行为。
婚姻登记员们的另一个顾虑是，一些人要求修改证件，是不是钻政策的空子。张岚对记者说，目前“市场”上做假离婚证的印模，就算是业内人士目测，也分辨不出真假。
张岚本人在看房时，就曾遇见热心的房屋中介，劝她为了突破限购政策，可以办“假离婚”。这位婚姻登记工作者很好奇怎么办，中介则神秘地说：“您把钱给我，我就能给您办。”
天津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说，前段时间，置业顾问之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你又给弄离一个。”
“为了房子离婚，我会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离婚”，是31岁的王英最近听到的高频词汇。“国五条”颁布后，在天津医科大学工作的王英着急买一套二手房。从她看房开始，直到签订合同之前，中介一直在劝她和丈夫离婚。她拒绝了。
王英买的是一套85万元的二手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由于已有一套住房，二套房的首付是5成，42.5万元，但她起初准备的首付款是30万元，存在十几万元的资金缺口。当时，中介公司经理对她和丈夫说，你们去办个离婚证吧，离了婚就算买首套房，就不用跟别人借钱了，契税能够降低两万元左右。当时，天津市的“国五条”细则即将出台，王英听到为买卖房子而离婚的风声，感觉“人心惶惶的”。
在银行排队取号时，王英的丈夫突然对她说，要不咱也办个“假”离婚，就不用借钱欠人情了。
可王英最终还是选择借钱凑齐首付，谢绝离婚。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不是害怕离婚的风险，而是出于一种“精神洁癖”。“我把婚姻看得比较神圣一点。”
“我觉得婚姻虽然只是一张纸，但是，是一个承诺，不是金钱能够兑换的”，她说，“离婚没有真假之分，离就是离。为了这个理由而离婚，我觉得我会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在王英看来，不管房子对现实生活有多大价值，婚姻始终是个基础，应该在此基础之上考虑买房的事情。如果离婚了再复婚，她会觉得婚姻有瑕疵，而且这个瑕疵会一直存在。因此，她宁可不买房子，也不会离婚。
王英认为，为房子离婚的人，是在用有形的利益来衡量婚姻的无形价值。在她的婚姻观里，婚姻的价值“别说是房子，什么物质利益都不能交换”。
但另一方面，王英又同情这些离婚者。她说，这本身是被迫的、很可怜的群体，是“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如果有很多钱，谁会拿婚姻开玩笑？”
作为婚姻登记工作者，张岚一方面认为，这波离婚潮折射出国民的素质有待提高，国家的诚信体系迫切需要建立；另一方面，她也感慨，走到这一步的多数人是无助的。真正的有钱人，不必考虑首付和房贷的问题。
张岚还向记者指出，国家不能只是要求国民提高素质，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更加科学，避免造成“次生灾害”。如今的社会管理“不再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国家政策的制定，“牵一发动全身”，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各个部门一定要联合起来。
婚姻登记处正成为折射社会变化的一个窗口。这些年来，不仅是楼市政策，低保、户籍、计划生育等政策，都容易成为酿成婚姻悲喜剧的催化剂。天津30岁出头的年轻人孙雅彬一言以蔽之：“政策的背后是中国的利益格局；离婚的背后是中国人的性格和信仰。”
在关注假离婚现象的谢百三教授身边，就有人办了“假离婚”。那是一对上海的公务员和教师夫妇，因为担心房价要涨，孩子将来买不起房，他们不久前假离婚买了一套新房。这对夫妇对谢百三解释，“躲税，买新房，真没办法”。不过，他们的婚姻状况，从孩子、同事到左邻右舍，无人知晓。得知此事，这位经济学家“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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