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业的畸形发展可以重创一个国家的经济，引爆社会危机，这不是奇迹，而是房地产经常干的事情。比如曾经在美国，在日本，在阿根廷，在西班牙或许还有不久后的中国。
不清楚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何时被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的不可抗力“刺破”，但10几年来，它充当了瓦解社会基础的冲锋队队员角色，却是冷酷的事实。其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绑架”政府决策和中国经济，而是在社会团结、信任纽带、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一个社会釜底抽薪。
100多年前，马克思描述了工人在阴郁灰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社会机制。而在今天的中国，“异化”在房地产的唯我独尊中，演变成一个社会的“自我套牢”。这里面的政治、社会、经济、心理机制， 并不复杂。
官 民
出乎很多人意料，因为有了房地产，中国的“社会转型”，并没有按照“橄榄型社会”之类的方向走。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是在进行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在消解变成一个美好社会的种种可能性。
从1998年始，房地产开始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政府追求“发展”，满足权力美学冲动和土地财政渴望的一种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假如预设政府是“发展”的主导者，还有什么比支持房地产的发展，更有利于自己呢？
这真是“黄金10几年”。政绩、利益的巨大诱惑，使政府角色悄然变异。它成为房地产利益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形成“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带刀的生意人”，冲在了诸如强制拆迁征地的最前线—而按照改革的含义和民主政治的推进，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各利益主体平等谈判、最终达成交易的过程。
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政府定位不对，这一二元结构一定是紊乱的。房地产，因此加剧了社会的第一种冲突：官民冲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披露，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10余万起，而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当政府被房地产“绑架”，其在社会冲突上的杀伤力，尤其是对官民关系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一个迟钝的观察者也能够看到：中国的改革，包括土地产权方面的改革，一旦威胁到政府部门在房地产利益链中的巨额分成，遭到抵触的可能性远大于支持推进的可能性。
比如，房地产本来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一直垄断在政府手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土地的提供主体，在进入“市场”时缺席了。又比如，农民自建的小产权房一直被“打击”，尽管它的客观效果，可以通过它的低价位冲击而降低房价，从而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也减轻政府在建保障房上的负担。而似乎与此遥相呼应，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商品房”的热衷，远大于建保障房这一本属于自身的职能。
当一些地方政府用一切手法维持房地产具有剥夺性的利益秩序时，不难想象会对民众形成何种诱导，又会让他们作出何种防御性的反应。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假定政府权力应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在伦理层面，又假定政府应比民众更具有“道德血液”。如果这两种假定中的一种，更不用说两者，在现实中都没有兑现，要一个社会不变坏，不处于官民冲突的风险之中，如果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
阶 层
房地产不仅可以让某些权力狂热，恶化国家和社会这一二元结构，它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收割机。它不是用来重构、恶化阶层关系的，但很不幸，在各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中，它具有了这样的功能。
中国的贫富悬殊，从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房地产在其中的能量，让包括股市这一吸钱的黑洞在内的任何行业都望尘莫及。说它通过把人们分成“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并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预期中，构造出了第二种社会冲突围绕房子的利益冲突和心理对峙这并不夸张。
2013年4月初，深圳(楼盘)。刚买房不久的“房奴”林天，和他的朋友、30岁的“屌丝”刘哲雄结束了两年的友情。
原因几乎不值一提：在一次聊天中，林天表示出希望房价能够继续上涨(尽管上涨下跌对于只有这套房子的他本人来说其实毫无实际意义)，他明显还沉浸在终于告别无房的耻辱、挤身于“有房一族”的狂喜中，而没有顾及连首付的钱都没有的刘哲雄的感受。这刺激到了痛恨高房价的刘哲雄。双方争吵，分道扬镳。
这只是房地产撕裂中国社会的无数例子之一。从“房叔房婶房姐房祖宗”到房奴，到“没有房子结婚”的无数屌丝，有无房子，有多少套房子，因为它的财富份量、利益预期、身份认同、婚恋选择时的排序，整个社会出现深深的裂痕。
这并非房地产本身有原罪。但它确实已经非常过分地被弄成一种资本，一种房子的“资本主义”：牟利的资本、抗通货膨胀的资本、娶老婆的资本、挤身于市民阶层的资本。这是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反，买不起房子的人，实际上在利益预期上、社会认同上、婚恋选择上，都处于一个被剥夺、被排斥的地位。依赖于高房价这一经济手段，房地产行业，在对社会洗牌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底层社会的社会排斥。
那些看上去不处于底层社会的“中产阶层”，又能好到哪儿去呢？按照中国的社会转型路径，以及一个社会稳定的需要，中产阶层应该越来越“壮大”才对，但高房价让这一切成为泡影。房价越高，中产阶层在房子，以及其它事项上越是要支付更大的成本，房子也就越成为少数有权有钱的人的游戏。所以并不奇怪，中产阶层发育的社会空间压缩的幅度，和房价上涨的幅度几乎同步：2003年前，中产阶层很风光，但随着2003年后房价上涨，逐渐褪去光环，而在房价已高得离谱的今天，这个社会群体已经灰头土脸了。和对底层的社会排斥一样，对中产阶层的这种打击，仍然是通过经济手段做到的。
房地产越是把社会结构弄得畸形、紧张，瓦解社会团结，它继续这样玩下去的基础，就越会丧失。既得利益者看起来很精明，但其实已经陷入非理性的疯狂。
人 心
就一个社会的构成来说，社会结构的畸形、紊乱，相当于“外伤”，修复相对容易一些，用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强有力地去“重构”即可。但如果人心被破坏，那就是“内伤”，要治疗就难得多了，它威胁到了“社会”构成的基础：价值导向、信任、公序良俗。
有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总体偏低，而医药卫生、房地产的诚信度最低。一个失控的、把全民押到赌桌上的赌博性的行业，其牟利的模式，原本就需要排除诚信的选择。它强有力的竞争力就是垄断、强制、操纵和欺骗，而这，就需要把社会解构成一个“不讲道德”的竞技场，或者说，只有社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房地产才能让既得利益者赚得盆满钵满。这是一种“竞劣优势”。
这一“竞劣优势”因房地产在利益导向上的呼风唤雨，影响千家万户而在中国社会被大规模地模仿，诱导、刺激人们也学会玩房地产利益链上的玩家们玩的那一套。社会因此而“房地产化”，变得浮躁、功利，投机心理盛行，对道德顾虑毫不在乎。
一部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断地往下降低的历史，它甚至威胁到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婚姻家庭。历次的调控，尤其是“限购”、“20%个税”这类政策，都引发了大量的“假离婚”。仅仅是为了钻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政策的空子，或者规避房地产政策带来的伤害，原本神圣的婚姻，可以抵押给利益的考虑，而且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一个行业，“规范”这个行业的政策，当它可以轻易地可以瓦解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像赶一群鸭子那样迫使人们拿婚姻当儿戏，其杀伤力，可谓深入骨髓。
不需要和20世纪80年代比，只要和前些年比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在道德信念、精神气质上，越来越猥琐化、下流化。这里有房地产的一份功劳。当年作出“不买房”姿态，抵抗房地产掠夺的人，在今天全变成了傻子。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对市场的判断、对一个社会基本道德导向的坚守，遭到无情的嘲讽。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会再有这样的“傻子”出现，因为这意味着，他还没有去参与一场集体堕落的游戏，就已经被宣布出局。
和房地产对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绑架”一样，它对社会基础的破坏，也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高房价重构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分配形成巨大压力和利益诱惑驱使人们参与房地产的利益狂欢社会结构更畸形，道德更堕落更推高房价……一直到房地产的掠夺游戏终于玩不下去，而社会结构，也会被连根拔起。
任何一个形成恶性正反馈的游戏都无法持续。全面反思多年来房地产政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剥离它作为商品(市场)和居住(保障)的功能，定位好政府的角色，这正是新一届政府被寄予的厚望。这也是一种社会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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